维舟：用市场逻辑解基层之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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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市场逻辑解基层之苦
文：维舟 来源：公众号 维舟
一
这一轮防疫，最苦是基层。
看看新闻，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事迹：在通化，社区干部赵欣连续奋战6天，瘫倒在雪地里，另一名医护人员在上门为居民做核酸时累到晕倒；在石家庄，社区工作人员李瑞芝倒在抗疫一线，日前被追授为市道德模范。有位基层工作者跟我说，这些天下来，头发也白了，掉了很多。
他们为什么这么劳累？按我多年来的工作经验，当你怎么都忙不完手头的活时，那一定是管理上出了什么问题。大体而言，此时有三种办法可以摆脱这一困境：减少工作量（特别是去除不合理、不必要的工作）、增加人手（外包同理）、又或是提高效率。当然，如果三管齐下则最好不过。
管理者并不只是动动嘴，他是要动脑的。企业家葛文耀曾说：“什么是好的管理者？就是你冒出来一个想法，立刻就能在脑子里把随后的100个执行步骤都清晰地推导出来。”
这次在通化疫情中，1月24日是居民“吃饭难”最紧张的顶点，当天下午副市长蒋海燕出面道歉，承诺动员7000名工作人员和800名志愿者全力配送，效果如何呢？看到有的小区5000户只送达了200份，而志愿者已送到半夜3点，说明半天的运力已到顶。假设物资充足，那么一整天可配送8%的居民，也要12天才能把所有居民轮一遍——而蔬菜包只是5天的菜量，不加运力或改变方式，那就只能继续挨饿。
更何况，像这样一座40万人的城市，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又不仅仅只是吃菜，还得送面粉、送大米、送油盐酱醋、送卫生纸，甚至酒水饮料，生病的还得送药、病重的要转移、怀胎数月的要产检，急诊救护车叫得到吗？在零下28度的冰天雪地里，仅核酸检测一项工作，有志愿者一次最长在室外呆了6个多小时。
看到这些，恐怕很难不被触动，但坦白说，我并不感动。他们也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体系的受苦受累者，个人的超常付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决策失误买单。如果一个感染者就能在几天内让全城人仰马翻（这次通化疫情最初的唯一源头是外省来客，1月12日确诊），那这个运行机制就太脆弱了，痛定思痛，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，下次如何避免再吃同样的苦头。
吉林通化，防疫人员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里给居民做核酸检测（来源：新华网）
二
吃苦倒也罢了，最让人难以承受的，是经常还吃力不讨好。
也是在通化，这次配送的5天蔬菜包，原价70元，政府补贴30元；但很多人在网上晒出配送的蔬菜，抱怨既不值70，也不值40，更没有肉蛋奶；还有人订了大批生活日用品，又或大箱饮料，配送的基层工作者都快累死，都求求他们这当口别太为难人了。
人民日报微博下通化人留言抱怨蔬菜包不如人意
有工作人员在抖音上请求体谅，让居民别订大箱饮料
这些引起了激烈的骂战，有些人骂通化市政府起初的承诺口惠而实不至，另一些人则反驳前一类人是“刁民”，太难伺候，毕竟疫情封城之下不比平日，不相互体谅，如何共度难关？
在这对峙中，双方往往都夹杂了太多的情绪，一方是封城挨饿之下憋了很久的怒气，另一方则带有某种怨愤，潜台词是：“都忙死忙活这样了，你还想怎的？”
但撇开情绪不论，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不是在封城之下的紧急配送，而是日常的市场交易，这些居民的抱怨与需求过分吗？消费者挑剔自己买的东西价高质次、服务不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至于订购大批物资，那平台、快递只怕都谢他还来不及吧？
因此，这里的症结并不是哪一边的道德问题，而是如何维持一个能满足所有人不同需求的交易机制。好的机制既不需要额外的恩惠（“每户每个蔬菜包补贴30元”并“免费配送”），也不需要超常的道德努力，只是你情我愿的平常交易而已。
很多年前，邓就曾批评一些做法是“国家花了三百亿，换来三个不满意”。如果机制没有捋顺，那几乎是必然的，指望别人因为你又累又苦就对你的服务满意，那是缘木求鱼——因为“满意”和你的“努力”并不是一回事，就像你喜欢的异性也未必因为你特别殷勤就爱上你。
要解决实际问题，就需要预先在机制上就设想好细节，再配合以到位的执行。就像有人说的，通化本就不该在大家挨饿叫苦时再补救，“每家每户贴封条的时候顺道带上一兜菜就好了”，当然，如果检核酸的时候再自提一份，那就更一举两得了，也免了跑两趟，可以大大减轻基层工作负担。
但最重要的，是官方一开始就应量力而行，不该贸然中断维持日常生活运作的市场机制，这最终反过来给自己肩头加了一副沉重的担子，还吃力不讨好。这背后的决策思维，才是最致命、最值得检讨的。
通化 基层工作者送菜上门（来源：中新社）
三
疫情中封城的并非只有通化一地，但却以它的休克实验最为激进，试图由政府全盘接管全市的生活物资保障。它切断了市场机制、禁止居民自救，物资的供应、调集、配送都完全在官方的指令下完成，把所有活都揽在手里，结果却是“烂在手里”。
这不仅仅只是“缺乏经验”而已，还体现出主政者的决策思维：认为这些物资发放、配送都是“小事”，只要充分动员基层工作者，完全可以做到，既方便管理，都在自己的直接行政管控之下，又能确保没有安全死角，至于付出的经济成本则微不足道——14万户蔬菜包的补贴总计也只是420万元，劳动力则都是无偿的。
在这次通化因为居民挨饿上了热搜后，有人在微博上说：“通化能不能学一下石家庄，优先给快递小哥和外卖人员这些民生保障行业的人做核酸，让这些人先动起来，把物资分配出去。政府也一样，自己能做到的做，做不到要求援啊，头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。”
为什么通化放着现成的专业快递、配送人员不用，却要起用不熟悉这些派送任务的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呢？这些人毕竟也不是天然就对新冠病毒免疫。答案恐怕是：在同一个行政体系下，方便指挥。
正因此，这次暴露的问题绝非偶然，它体现出主政者不愿或不会协调市场机制，可能那对他来说复杂、陌生又难迅速动员，却惯于在垂直的行政体系内快速下达指令。在这里，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所提供的不是市场化的服务，而其实是一种他们无可推卸、而服务对象也不能挑剔的“差役”。
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里，“差役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：成本低（几乎是无偿的）、随叫随到，伴随着强制且能立刻动用；但社会越是复杂，它的弊病就越是明显：缺乏质量和效率、自愿程度低、难以应对复杂需求。因为在本质上，“差役”是反市场的。
社会学家周雪光在《组织社会学十讲》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问题：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市场，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？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想，不难发现，国内越是官本位习气重、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，就越喜欢将组织间的市场关系转变为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关系，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，国企与政府之间其实是行政隶属关系，通过行政命令调拨资源，通常没有什么正式的交易关系。
当然，科层制关系不一定低效，京东自营的物流在疫情期间就证明，它比市场化的快递外包更稳定、快速。经济学家科斯也早就提出过，市场和组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，人们就会离开市场，将交易活动变为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（“内在化”），反之亦然。
基层本已承担了许多工作，“运动”一来又不得不放下日常事务，紧急接活，但人的承受能力总有个限度，人们会想出各种方式来博弈。其结果，看似最听话、最无可推卸的基层，在组织内部协作关系上却可能最棘手，所以才有这样一句名言：“我情愿和其他厂家打交道，而不愿意和自己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打交道。”因为组织内部机制不完全是市场机制，协调起来反倒更麻烦。
窥一斑可以见全豹，防疫中的这些做法，正可见当地决策者是否善于利用、协调市场机制，既高效解决问题，又不至于加重基层工作者的负担，而“代价”则是必须学会尊重市场，更多地在双向对等的合同关系基础上解决问题。
这也可以印证我此前在《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》一文中的观点：此类“硬核抗疫”之举，与近些年来导致北方衰落的，其实是同一个机制。如果赞同“越严越好”，那么你想得到它这一面的好，就要做好准备接受它另一面的不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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